讓民營企業在國民待遇中享受改革之春

       3月31日，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和水利部聯合出臺的《關于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參與重大水利工程建設運營的實施意見》提出，除法律、法規、規章特殊規定的情形外，重大水利工程建設運營一律向社會資本開放。

       根據國家三部委的這個文件，第一批試點項目包括四川省李家巖水庫、重慶市巴南觀景口水庫、廣東省韓江高陂水利樞紐、新疆大石峽水利樞紐等工程。在這一領域，中國將探索建立健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機制、公平公正公開選擇投資經營主體、完善政府支持政策、政府服務和監管方式方法。

       過去幾年，浙江溫州等民營經濟相對比較發達的地區，地方政府曾經嘗試以多種手段吸引社會資本（民營資本）進入醫療等公共服務，嘗試在醫療衛生體制等領域進行投融資體制改革。由于地方政府的立法權和行政權有限性（根據未修改之前的《立法法》，有些設區的市沒有地方立法權），地方性改革難以在制度層面取得突破，其效果非常有限。有時更多是在“精神”層面上表達了地方政府期待社會資本更有作為的愿望。

       由于國有資本在中國社會各領域既有主體地位又有強大的主導力，在各領域的投融資方面，民企無法進入或者很少介入。國內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大型民用型公共服務，基本上形成了一種國有資本主導的、表現為行政性信貸模式和行政化投資的投融資格局。很多時候，低效率和浪費在所難免（例如國企的銀行貸款在投資失敗后會以某些手段免除）。

       結果是，社會資本盲目進入一些看似利潤很高、實際導致“龐氏騙局”的產業或領域。例如浙江資本瘋狂炒房、炒大蒜。社會資本大量逃離實體經濟，造成一些城市產業空心化。一些民營企業主甚至紛紛移民。從國家的軟實力建設等層面來說，這種受限，導致了中國社會資本里到處是暴發戶型的“大老粗”，很難產生真正的“企業家精神”。

       凡是行業性的改革，都涉及“投融資體制改革”。過分依賴國有資本，對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產生了巨大傷害，使得“改革”長期處于“概念股”狀態。

       只有落實醫療、文化和教育等各領域的投融資改革，國有資本才可以說是一個自由市場中經歷了充分競爭、能夠對自己的前途和命運承擔最終責任的正常資本。

       總有一天，中國的國門會進一步打開。總有一天，中國的國企會發現在飽和的國內市場之中幾乎無利可圖而必須走出去。不要讓國有資本成為鳥籠里的特權者，而是要讓國有資本長出雄鷹式的體格展翅上騰。只有當社會資本在中國自由市場的“鲇魚效應”充分發揮之時，中國經濟才能內部有活力、外部也絕不懼怕西方一流資本的競爭，才能說是整體上健康的。

       改革的中國是開放的中國。十八大以來，中國加速對外開放。國內社會資本不讓進入國內基礎建設和基礎服務，走向世界的中國國企就會成為“無根之萍”。因為，“一帶一路”等沿線國家，有些國家雖然基礎設施相對落后，其體制卻是充分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即便另外一些經濟體市場化自由化不高，但它們的政府不太可能優先保護中國的國企，而是會以一種地方保護主義的方式優待本國國企，或者出于國家利益等因素相對優待西方資本。更何況，中國國企走出去還不僅僅是走入發展中國家，還要走入西方世界直接和發達國家競爭。

       由此來看，國內“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參與重大水利工程建設運營”的各種政策的出臺和相關性的改革的落實，是多么地必不可少。以至于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當前的投融資改革，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礎，是中國“以開放促進改革”戰略勝利的保障。

       投融資體制改革如此重要，當我們賦予了其基礎性、戰略性地位的價值確認，不是說關于民企的其他領域的改革就不是基礎性的和戰略性的。而是說當改革進入到攻堅階段，“增量改革”效果大打折扣的今天，“存量改革”應該和“增量改革”同時進行，讓它們彼此促進、彼此成全，從而讓改革最后真正“深入”下去。

       具體到國家的民企政策，在大方向上，在改革的價值觀方面，讓民營企業在國民待遇中自由發展應該成為我們的主動選擇，也理當成為中國的現實。

       這是一個基于對“全面深化改革”而有的新期待。這個期待的核心內容是，當這樣的國民身份已經成為制度性事實的背景下，社會資本可以而且應當影響和參與國家更高層面的決策。這涉及社會資本的公共表達機制。例如在政府的財經政策決策方面，在地區產業的合理布局方面，社會資本可以有更大的、且相對體系化的話語權，讓其聲音能制度性地被決策者垂聽，讓中國決策品質進一步科學化、專業性。

       作為“國民待遇”這個硬幣的另一面，這是國家投融資改革的配套措施。

       由此，雖然看似姍姍來遲，《關于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參與重大水利工程建設運營的實施意見》這個文件的出臺來看，中國社會資本的春天已經來臨。不僅水利建設，民辦教育的春天正款款而來。

       即便對理性的投資者來說，國家政策的春天從來未必是利潤的春天。既然改革的價值觀和方法論是如此清晰可見，我們應當在信心中確認這一春天已經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