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期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各國紛紛采取措施予以應對。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將155個國家或地區政府采取的各類措施分為四類：一是暫時禁止或限制部分醫療物資出口；二是暫停部分或全部往返中國的航班、列車、船舶；三是關閉全部或部分口岸；四是對人員入境實施限制性措施。中國企業已成為全球經濟中的重要一環，與各國當地企業同樣受到政策環境變化的影響。

       據商務部數據顯示，中國企業“走出去”業務發展有喜有憂：2020年1月，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額折合83.2億美元，同比下降9.5%；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折合156.5億美元，同比大幅增長71%，表現亮眼；對外勞務合作派出人員1.9萬人，月末在外各類勞務人員97.2萬人，數量規模10余年來基本保持穩定。2月，隨著疫情態勢的發展，我國“走出去”相關業務面臨新的內外部環境的挑戰。盡管短期內還存在較大不確定性，但通過合理應對措施，可能進入更好的發展空間。中國工程企業，在后疫情期的國際化發展中仍將大有可為。

       思考一：經濟全球化浪潮是否會進入退潮期？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動力來自各方通過更廣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優化，實現互利共贏的事實，互聯網等信息技術大幅降低跨國合作的成本，WTO經貿規則保障了各方權利與義務的基本平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對上述全球化的基本動力并未造成根本性的改變，盡管出現因本國防疫需要而禁止相關物資和原料藥出口的政策，脫離全球化轉而封閉帶來的成本遠非各經濟體可以承受。在國際化大生產和服務的背景下，脫離國際價值鏈分工意味著該經濟體必須形成大而全或小而全的產業體系，能夠獲得包括能源、原材料、資金、勞動力、知識技術等各類要素輸入，同時能夠實現產出與需求的持續平衡。對于幾乎所有經濟體而言，封閉發展要么造成成本的上升，要么引起社會福利的下降。在疫情帶來的阻礙經濟要素流動實際影響逐漸減弱后，經濟體各企業間開展合作的信心勢必會逐漸得到恢復，經濟全球化的根本動力不僅不會減弱，還可能在積累力量后快速增強并超過原有水平。在當前全球化發展的大勢下，任何經濟體都很難限制和徹底阻斷輸入性傳播，大概率地通過限制性措施拖延病毒傳入的速度。但限制性措施給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會隨著政策實施周期的延長而逐漸加大，也會更有力地推動經濟體加速回歸全球化協同發展模式。疫情帶來的全球性挑戰，在一定程度上也會促使各方加快對改進全球化制度環境作出反思，為全球化的改進提供更好保障。

       思考二：互聯互通是否必然削弱各方風險防控能力？

       工程企業在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上發揮著重要作用。提高互聯互通水平是降低各類經濟要素流動成本、提高配置效率的重要模式之一�；ヂ摶ネㄒ馕吨�可以低成本地促進跨區域經貿合作，縮小空間距離、降低時間成本，為經濟發展創造更多可能，也意味著社會中各類人員可以更有效地用好有限資源，創造更大的價值。確實，互聯互通可能為包括疫情在內的局部風險得以更快擴散和傳播創造更加便利的條件，但互聯互通本身并不局限于硬件的聯通和交通工具的使用。飛機、高速鐵路、高速公路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條件，并不會因為擔憂疫情擴散而被擱置不用，問題在于如何建立起與高速互聯互通相適應的管理系統。事實上，互聯互通基礎設施的改進與相關軟件條件的結合，可以大幅增加互聯互通帶來的收益，互聯互通的智能化將進一步壓縮可能的負面影響或風險。各經濟體內部和相互之間，即便因為防控疫情需要而做出臨時性限制，也會受益于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對防疫物資、人員流動和集中的支持。即便對于人員的流動，如果能夠在強化識別能力的基礎上提升互聯互通水平，則更有利于在防范疫情擴散的同時保持經濟增長活力。傳統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附加現代信息元素，有可能實現對疫情擴散路徑的跟蹤，并在準確判斷的前提下提前付諸行動，盡量減少對經濟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新型基建項目可能在未來有更大的市場空間，為有準備的中國工程企業帶來更多回報。

       思考三：新冠肺炎疫情會削弱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優勢嗎？

       近年來，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額位居全球前列，企業投資分布廣泛，與東道國實現了互利共贏。2020年1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對全球137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在整體投資額下降的同時，對“一帶一路”沿線47個國家的投資同比增長了19.5%。企業投資主要流向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和采礦業等領域。制造業是中國企業面向不少發展中經濟體的重點投資領域，其既是中國制造全球競爭優勢的體現，又符合東道國推動制造業發展、創造就業并提升國際貿易競爭力的訴求。對租賃、商務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的投資，與中國國際貿易的地位有著密切的關系。在跨境電子商務快速發展和中國消費者需求持續擴容升級的大背景下，這些領域有著旺盛的活力。即便是對采礦業的投資，也是基于企業把握經濟發展機遇、看好能礦產業投資未來價值的判斷。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會對上述投資行業領域的基本條件產生根本性影響，也不會改變投資合作雙方的意愿。近些年來，工程項目的人員本地化程度越來越高。對自中國入境人員的限制，并不會因勞動力不足對在建工程項目進度造成較大影響。即便疫情發展和蔓延態勢日益嚴峻，工程項目實施場所相對較為封閉，若措施得當風險相對可控。同時也應該看到，投資活動對前期的商務考察、商務談判和經營管理等人員跨境流動的依賴性依舊較高，對人員跨境流動的限制措施確實會造成相關投資活動周期延長，甚至難以完成。但是，在疫情全球擴散的背景下，各國潛在投資者同樣面臨類似約束和制約，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主要優勢并未因限制措施而會被明顯減弱。

       思考四：后疫情期中國企業“走出去”外部環境有何變化？

       隨著疫情的發展，各方應對能力存在一定的差異，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目的地市場可能呈現出不同的情形。公共衛生管理能力較強的經濟體可能經過相對較短的時間達到疫情峰值后逐漸下降，跨國經貿合作活動相應進入較快的復蘇進程。而缺乏足夠公共衛生管理和病毒防控、重癥治療條件的經濟體，則可能因疫情不僅造成經濟社會功能的嚴重受損，還可能長期處于疫情肆虐的高風險期，導致跨境經貿合作難以有效開展，并可能成為疫情再度全球暴發的策源地。在經濟全球化持續發展的情況下，疫情的處理和控制需要全球行動，對公共衛生國際合作、社會管理能力建設、衛生基礎設施建設等多方面的國際協同將提出更高要求。火神山、雷神山和方艙醫院的快速建成并投入使用向全世界展示了工程建設的“中國速度”，成為中國工程行業的品質體現，為各國抗擊疫情增強了信心和提供了工程支持。作為全球遭遇疫情沖擊巨大且可能率先從沖擊中恢復的國家，中國經驗和做法引起各方關注。中國工程企業在后疫情期“走出去”的過程中，也可能受到東道國關于上述領域更深入、廣泛合作的邀約。在疫情初期對所謂“中國病毒”的污蔑以及因此出現針對華人的攻擊事件，既會因中國疫情處置效果明顯而不再升級，也會因后疫情期中國企業在東道國的行為和表現而發生變化。當然，心存戒心或惡意詆毀仍可能無法避免，有可能對“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帶來一定的不利影響。

       思考五：后疫情期中國企業“走出去”應如何行動？

       國際化的中國企業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中國形象，工程企業國際化經驗豐富，會接觸到更多東道國的基本社區單元和勞動者。不論是正在進行的工程項目，還是未來合作，與此前相比，受疫情沖擊的全球經濟將發生較大的變化，需要中國企業做好準備并采取更為靈活的應對舉措。中國企業在后疫情期要有責任和擔當，也需要對可能的誤解和不信任做好準備，提高溝通能力，通過換位思考尋找繼續合作的可能模式。企業應盡量爭取減少信息不對稱導致的誤解，通過善意合作幫助東道國合作伙伴解決困難，爭取更多的信任。同時應該認識到，疫情對各方的沖擊都不小，多數合作伙伴在疫情后開展國際合作的意愿更為強烈，希望能夠盡快彌補疫情對前期經濟發展帶來的損失。通過合理溝通，對正在進行中的項目做出相應調整，更有利于雙方增強相互理解和信任，有助于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在疫情防控期，盡管面對面交流的機會減少，但以互聯網為媒介的網絡經貿活動發展迅速。近年來，數字經濟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廣泛關注，發展空間巨大，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在國內和更廣泛地區都有著巨大需求。中國企業具有一定的發展基礎，從技術研發、設備制造、基礎設施建設到相關服務，已經逐漸形成了完備的產業鏈發展和保障能力。通過“走出去”加強國際合作和網絡建設，中國企業將有可能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當前，數字經濟的發展正處于起步階段，不僅尚未形成普適的規則，而且在軟硬件環境和市場定位上都還在不斷調整和發展。與有著不同發展基礎、目標和市場的東道國在數字經濟領域開展合作，中國企業具有一定的先發優勢，可以發揮各自優勢、開展多種形式的經貿合作，為雙方互利共贏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作者：周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