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投資專訪：民營企業已成“走出去”主力軍

       中國企業的“走出去”戰略不再是央企等國有企業的“獨角戲”。
       “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民營經濟快速發展與實施‘走出去’戰略�！敝袊�民營經濟國際合作商會（以下簡稱民營國際商會）駐會副會長、主席團主席兼秘書長王燕國在接受《中國投資》雜志專訪時表示：“隨著中國經濟進入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期，中國企業和資本‘走出去’已步入‘第三季’�！�
       與前兩個階段占領資源、“海外抄底”相比，理性投資、著眼長遠已成為當前中國企業“走出去”特點，而民營企業則成為主力軍。在王燕國看來，在國內市場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營企業放眼海外尋找適當的投資機會，通過購買技術和上游資源布局海外擴張。
       但與此同時，王燕國也坦誠，在民營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普遍存在著市場研判能力不足、投資單一、不了解海外投資環境、缺乏國際化人才、審批及外匯管控過嚴等挑戰。而應對這些挑戰，王燕國提出了他的建議：那就是要資本民間化、投資多元化、經營本土化，聯合國企，借助商會。
       民企走出去緣何失敗多
       《中國投資》：目前我國民營企業“走出去”情況如何？
       王燕國：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至今，35年間，中國的民營企業從原來不足10萬家發展到目前超過1000萬家，數量不僅占據了中國企業的絕大多數，民間資本也占全社會資本的比例超過60%。民營經濟占GDP的比重已由過去的“三分天下有其一”，發展到今天的占比超過60%、稅收超過50%、勞動力就業貢獻率超過85%。
       而這次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更是對非公有制經濟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非公經濟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在支持增長、促進創業、擴大就業、增加稅收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民營經濟大發展的前提下，民企“出�！鼻闆r同樣可喜。以2012年為例，2013年9月發布的《2012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出流量較2011年下降17%的背景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創下歷史新高，同比增長17.6%，首次成為世界三大對外投資國之一。
       全國非金融類境外直接投資達777.3億美元，其中非公經濟與民營企業的比重已占到45%，而這個比例在2008年只占到14%，2010年才占到29%。4年里，非公與民營企業對外投資增長了3.2倍。
       從數量上看，國內在境外共注冊了2萬多家家企業，其中國企只占10%左右，僅中國民企500強，去年在海外投資就有730多個項目，投資金額達160億美元。在國際合作中，非公企業和民營企業已擺脫了小打小鬧的模式。其中，華為、萬向、吉利、新希望、三一、萬達等，已成為重要國際合作項目的參與者。如果說民企海外發展前幾年是“找飯吃”，現在開始“講營養”；過去是“長個子”，現在開始“長肌肉”，開始有點兒力量了。
       《中國投資》：在數字增長的背后，您認為我國民營企業海外投資質量如何？
       王燕國：當前國內有一批民營企業，類似華為、聯想、海南航空、吉利控股等，因為較好的處理了跨文化管理和本土化經營的問題，海外投資效果普遍不錯，也實現了中外團隊的高度融合。
       但客觀來說，中國民營企業“走出去”目前仍然是失敗案例較多。這其中不可否認的是，我國民企海外投資為時尚短，國家倡導“走出去”也是從2000年才開始，迄今為止建立海外投資體系僅13年，無法避免相關經驗的缺失。
       總結來看，民營企業“走出去”遇到的問題可以歸納為內因和外因兩類。
       從民營國際商會以民營企業500強調查的結果為藍本可以看出，企業國際化人才的短缺已成為制約并影響許多企業“走出去”發展的瓶頸。這也是我們總結出的內因之一。
       懂技術、懂當地文化和法律而又沒有語言障礙的復合型國際化人才在中國民營跨國企業中的比例僅占3%-5%，而我認為對于這一比例比較合理的數字應該在2%-3%左右。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民營國際商會與北京外國語大學開展合作，創新培養保障機制，大力培養國際化復合型人才。
       另一個內因則在于目前國內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對海外投資國情況還是不清楚、不熟悉。目前國內能夠了解相關資料的渠道有限，未來民營國際商會希望能在這一方面給予企業更多地幫助。
       從外因角度看，一則是國家目前對“走出去”仍審批過嚴。我國長期以風險防范為主的管理思路，導致民營企業立項審批多頭管理，互不協調，貽誤商機，制約著企業國際化發展。根據我國目前的法律規定，中央企業境外投資僅需進行網上備案，商務部于3個工作日內進行審查，只要材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形式，即可頒發《企業境外投資證書》。但是對于民營企業則采取更為嚴格的核準制。
       其次，外匯管控過嚴同樣束縛著民營企業海外投資。外匯管理問題，目前分為匯出前期費用的核準和外匯登記證與外匯匯出的核準兩方面。對于前者，法律規定境外投資的前期費用的匯出，一般不得超過境內企業申請的境外投資總額的15%，且必須與境外投資直接相關，只能用于諸如交易保證金支付、場地租賃、人員及中介機構聘用等有限目的；對于后者，法律要求境內企業分期匯出的，每次匯出均需外匯匯出核準，欲開立境外銀行賬戶的，也應當取得外匯部門的批準。
       “三化”助力民企出海
       《中國投資》：那么在您看來，民企“走出去”如何能夠怎樣走正、走遠、走好？
王燕國：針對這些問題，我的觀點可以概括為“三化”、“一聯”、“一發揮”，其中“三化”即資本民間化、投資多元化、經營本土化, “一聯”就是民企國企要聯合, “一發揮”就是要發揮商會的作用。首先說三化：
       資本民間化，在宏觀層面上涉及到藏匯于民的問題，在微觀主要是開放民間的資本項目。國企“走出去”，就等于用國家的錢做對外投資，相對于民間資本存在很多弊端。更何況國企“走出去”在政治障礙、決策效率及投資成本三方面都有異于民企。
       投資多元化，主要指的是不能總盯著自然資源。這一來可以提升企業發展的整體效益，另外也可以規避風險。前些年，大部分中國企業“走出去”都是拿資源、開礦，把礦產當成了重點投資方向。實際上，雖然我國礦產資源確實面臨著“小礦多、大礦少；貧礦多、富礦少；共生伴生礦多、獨立礦少”的問題，但去海外“尋礦”的企業大多沒有考慮中國經濟、世界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和市場對于資源需求的階段性，導致目前海外拿礦的企業普遍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商會的不少會員企業如吉利、力帆、復星、振發新能源、澳中財富等，在這方面都有很好的實踐與經驗，在許多國家獲得了成功。
       經營本土化，這不僅包括經營理念，也包括營銷方式、資本運作、人力資源、企業文化。吉利控股的李書福曾經非常恰當地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話“君子和而不同”，對此我非常贊同。如果中國企業能夠做好的話，就能在投資目標國落地生根，否則就會水土不服。
       在目前現有階段，對“走出去”的民營企業依照其在海外的表現進行一定程度和意義上的獎懲是很有必要的；對于最重要的跨文化管理人才方面，建議設立專門為跨國企業培養跨文化管理人才的學校和院系。為跨國企業輸送高端專業人才，同時對現有跨國企業的現有人員組織院校、商會進行培訓，更好的支撐和支持民營企業“走出去”。

       民企國企要“聯手”
       《中國投資》：長久以來，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一直存在民企、國企之爭，您認為民企要聯合國企，為什么？
       王燕國：跳出民企、國企的圈子已經成為我國企業“走出去”的當務之急。民企、國企最終都服務于國家利益，完全可以而且應當聯手合作。早在2012年我就提出“民企在先，國企跟進，金融支持，商會服務”的發展新模式，得到商務部領導充分肯定。
       民企拿下項目后可以實行股份制，吸引國企加盟，這樣可以規避我國企業對外投資遭遇的很多政治障礙，而事實上，此前這類案例也已有很多。
       近年來，中國民營企業“走出去”的組織模式、投資模式和合作方式日趨多樣化。根據項目特點、自身條件或出于優勢互補、分散風險等，先后探索了與國有地勘單位合作、與國有企業強強聯合、民營企業抱團、借助私募股權基金等多種“走出去”的模式。
       與此同時，先后形成了與境外初級勘探公司深度合作、與各種中介互補合作、與國外公司合作、參股并購形成股權合作等多種合作模式；不斷探索適合自身實際的投資模式，形成了資源產業鏈整合、跨國收購兼并、礦產風險勘查、承接工程和技術換資源、特許經營以及“工業園區”等礦業領域的國際投資模式。此外，在國際合作中，民營企業先后采用了融資買礦和原料包銷、產品分成協議（PSA）和利潤分成協議等權益價值實現模式。
       商會作用不可忽視
       《中國投資》：商會的作用非常重要，那對于發揮民營國際商會的作用您有何期許？
       王燕國：首先我們要找準商會定位，我們的會員企業基本分成兩塊：一部分是行業領軍企業，如中國民企500強前20位，我們的會員企業就占了10位；另一部分是發展前景較好的成長型企業。上述企業有些已經“走出去”了，也有正在“走出去”或準備“走出去”的。因此我們商會要成為“走出去民營企業的發展聯盟”。
       第二，在商會籌備階段，我們走訪調研了7個省36個大型民營企業，歸納出了民企“走出去”的五大需求、三大需要。五大需求是：自然資源、技術、市場、品牌、戰略資產。三大需要是：項目、資金、人才。任何企業，項目、人才、資金都是共性問題。專業化解決共性問題，商會的價值就體現出來。談到具體工作，政府部門目前服務民企“走出去”的能力偏弱，這就需要商會發揮橋梁紐帶作用當好政府助手。與此同時，促進企業需求和國內外市場需求對接。商會現在已著手為這些企業提供“每日財經參考”、“國際商訊播報”，并組織了國際經濟合作大講堂。
       第三，維護會員企業的合法權益。商會每年都召開“中國民營企業‘走出去’規避風險座談會”，并協助企業維權。三一重工在美風電項目投資受阻案，就得到了商會的積極幫助。
　　第四，為會員企業提供具體服務。堅持“以服務為中心，以項目為紐帶，以人才為支撐，以資金為保證，以需求為重點”的辦會特色，通過6個平臺，為會員企業提供服務。項目服務團隊成立一年多，為企業提供了2000多個項目信息，其中，礦產、光伏、地產、裝備垃圾發電等不少項目已經落實。
　　此外，商會正積極組織中國民營企業境外投資與商品交易會，計劃成立以培養實用型人才為主的國際商學院，整合資源建立專為民企“走出去”服務的金融服務綜合體，并正在籌建民企國際合作大廈。
       民營經濟發展是大勢所趨，民間資本“走出去”是大勢所趨，商會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也是大勢所趨。